在全球化视野中构建文艺理论新格局

理论研究贵在从全局的制高点看透问题的脉络。这需要研究者有大格局，有解决真问题的意识。这样的理论研究与那些钻牛角尖的精致论证相比，呈现出来的是与圣哲先贤对话、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大气象。此种意义而言，拥有这种大格局、大气象的理论研究才能达到古人所说的“立言”境界。

《出位而思：跨文化视野中的文艺理论》

在我看来，李勇教授的新著《出位而思：跨文化视野中的文艺理论》正是这样的著作。这本书没有抽象的玩推理游戏，而是把研究对象扎实地建立在现实之中，面向现实，用理论的智慧解答现实中存在问题。著名文艺理论家林兴宅先生在该书序言中写道：“李勇的这部新书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属于横向超越的理论模式。他所关心的是不同文化之间在交流对话中所遇到的复杂状况。”这种复杂状况就是现实层面各种复杂联系所构成的矛盾冲突与纠葛。

李勇用两种方式完成了对现实问题的解析。一是从具体细节或典型个案出发，透过表象直击本质，层层深入地探究这些问题的具体细节及其背后深藏的事理脉络，发现常人无法看透的理路。如在分析法国作家谢阁兰和意大利作家庞德对于汉语的误解、误用的论述中，李勇从这两位作家的写作细节入手，挖掘出西方作家借用中国文化元素进行文学创造的路径与方式，进而探究中国文化如何在西方产生影响，并改变西方文学的发展方向、改变西方人的审美趣味等宏大的理论问题。二是从跨文化角度思考问题，突破单一文化局限。这样的角度直接把研究者思考的问题提升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高度。在探讨“宗白华之问”的这部分内容里，李勇没有局限于中国文化内部回答宗白华提出的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的问题，而是在全人类文化的视野中探讨人类共同价值的问题。

李勇认为，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不仅仅是属于中国的，更应该是属于全人类的，要保护传承中华文化的美丽精神，推广到全世界，让全人类共享这宝贵的文化财富，让不同文化中的人们都能享受与天地大美同在的美好生命状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解答这些大问题时，李勇把严密论证转化成了解决问题的智慧。我认为，此种跨文化思考所产生的独到见解，正是这本书中的精妙之处，也是一个理论研究者应该有的格局。

格局决定气象，这本新著呈现出来的学术气象是恢宏的。李勇探讨的对象是文艺理论领域的问题，但与一般意义上的文艺理论研究有所不同。《出位而思》首先在文艺理论的问题阈限上完成了突破。它不再把所谓的文艺理论基本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而是以文学艺术中的具体现象作为切口，进而深入探讨文化问题。以印象派研究为例，书中对印象派的研究并不把绘画流派的审美风格、审美理想、审美特征作为重点论述对象，而是将印象派绘画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探讨其中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以及在东西方文化融合中蕴含的意义。李勇通过对印象派绘画的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现代并不仅仅属于西方，而是东西方融合的结果。如此新颖的观点，不仅展现出作者的文化自觉意识，还展现出理论探究的勇气。

从文艺领域拓展到文化史与全球史领域，李勇的文艺理论研究，所关心的问题是不同文化对话与融合，而不是审美特点、审美趣味等文艺理论问题。其次，本书所追求的理论目标也彰显大器，本书“绪论”中论述“和而不同”到“存异求同”的发展时就有充分的体现。李勇所关注的是，不同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对话交流，如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存互鉴等宏大问题。其理论关切被清晰地表达为：“从‘和而不同’到‘存异求同’，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文化已不可逆转地加速融合。不管我们对自己文化的独特性有多少眷恋之情，但未来的发展方向应是不可避免地走向融合，在不同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全球文化应该是跨文化对话和交流的必然结果。与其面向过去怀旧式地维护文化独特性，不如面向未来积极地迎接全球文化的到来。维护文化独特性的最好方式也许不是强调自己的文化有多少不同，而是主动地把自己的文化展示给世人，把自己的独特性纳入全球文化共同体中，成为全人类共同拥有的文化资源。”这样的论述，展出宏大开阔的视野，无疑是对不同文化之间关系进行的深刻思考。作者力图把握人类文化发展趋势，从中寻找一个合情合理的出路，这就是理论研究的大格局。

理论研究的大格局不仅仅是讨论宏大的问题，重要的是要以崇高境界为支撑。本书呈现出来的理论境界显而易见：首先体现在哲理思考的深度上，本书是在形而上的层面思考跨文化问题。在讨论宗白华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时，李勇提出了“化异归同”的这个概念。这既是对人类不同文化在交流对话中形成共同文化价值的历史趋势的概括，也是对文明互鉴、文化优势互补的哲学构想。其次，在价值层面，李勇始终体现出悲天悯人的崇高情怀。正如李勇阐述文学批评的人性标准时所说：“在以人性为标准的文学批评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有共同的人性。因此，文学批评通过对人性标准的运用，消解了由文化传统带来的种族/文化的优越感，展示出的不仅是道义的力量，而且是一种把所有文化放在共时性结构中的当代思维，具有现实意义。”

李勇在此所强调的人性平等正是一种不分文化的强弱、消解文化霸权的情怀，在他所构想的全球文化中，不同文化中的人都是人类大家庭的成员。他打破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优越感，又给予弱小族群文化平等的权力。这些弱小的族群在科技文化方面是落后的，但在对自然的观念方面、在艺术创作方面可能超过了拥有科学技术的西方文化。这正是弱小族群得以在人类大家庭中赢得尊重的理由。李勇以极大的热情，赞扬高更从塔希提岛的毛利人那里学习到看待自然与艺术的万物有灵观念，这就是文化平等情怀的体现。毛利人的原始文化在西方中心主义为主导的现代世界中仍具有它独特价值，甚至成为高更这样的文明人学习的导师。李勇对这种文化平等景象的探讨，并不是为表达对原始文化的同情，而是为建构一种全人类和谐相处、不同文化互鉴相融的共同价值。这是一种比同情弱者更高的境界——“为天地立心”。

《出位而思》是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但精彩之处却是对跨文化问题的深刻思考，其格局、气象与境界皆是由跨文化视野所决定的。这提醒我们，文艺理论研究绝不是仅仅对文艺问题发表一点类似很专业，其实很琐碎的那种小精致式的研究，而应是《出位而思》这种关心宏大现实问题，胸怀天下顶天立地的理论探索。这样的研究是艰难的，很多人可能望而却步。惟其如此，李勇的这部新著才显得更加可贵。

（本文作者：谢庆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出位而思：跨文化视野中的文艺理论》，李勇著，人民出版社2023年5月版。

李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通俗文学理论》《本真的自由：林语堂评传》《西欧的中国形象》《出位而思：跨文化视野中的文艺理论》等）